黑帮和特务惯用的手段，也正是官府惯用的手段，这并不稀奇，已经被古今中外的历史和现实大量证明。

      所荐的文章，对中国近年来的官话常用词给予注释和解密，是了解当今中国社会的重要词典，应该成为国民居家旅行必备的工具书。

      中国官话4级教材终极版（公务员考试官方推荐辅导书）
　　晨光荣耀 编

　　“你们算个屁呀！”
　　名句。其真实含义极为丰富，难以解释。资历较浅者应慎用，否则将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论处。

一个纳税人给“春晚”的忠告

章立凡

　　多年不看CCTV春节晚会了，但它的巨额制播经费里，有我缴纳的税款，即便不去看，纳税人总还有表达权。
　　
　　无论你是富豪还是民工，同样都是纳税人。税有些是直接缴纳的，有些是间接缴纳的。只要活着吃饭穿衣，消费中就已经纳税。假如你在大洋彼岸购物或用餐，付款单据上会打印出消费中的税金数额，政府从每次交易中抽税几何，消费者一目了然。不像东方上国的囫囵发票，物价腾贵的骂名多由商家担当，消费者不清楚政府在交易中抽了多少税。
　　　　
　　CCTV是全体国民的公用事业，但你观看它的公共电视节目时，其实并未免费：国家拨款制作播出的节目，无疑来自纳税人的税款；商家支付的广告费，来自消费者的消费行为，其中隐含税项（据估算，仅“春晚”广告收入一项，2006年为5亿元人民币）；CCTV那被称为“鸟腿”的怪异新楼，在“2006中国十大烧钱建筑”中名列第二，预算由70亿砍到50亿，能否打住还难说，烧的反正是纳税人的钱。毋庸置疑，巨无霸型垄断传媒CCTV的衣食父母是纳税人。
　　
　　去年12月27日，CCTV借一位小女孩之口，批判网络“很黄，很暴力”的阴暗面。必须承认，2007年网络中国的“暴力教员”中，炸死情妇的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段义和已名列榜首；“黄色教员”就更多了，网民评出的“十大”好色贪官中，还不包括共享情妇的省部级高官杜世成、陈同海……。这些“很黄很暴”的家伙东窗事发前，都是纳税人供养的公仆，CCTV作为传媒老大，以往可曾对他们有过一丁点舆论监督？

　　在CCTV“扫黄除暴”的次日下午，它的一位男性名主持就因绯闻在全世界同行面前遭了“现世报”（同类事件在几年前就发生过）。今年“春晚”某大叔又将登场逗乐，他出身农民不忘本，年复一年以低俗小品拿中国农民打哈哈，赚到盆满钵满。他以“谁用谁知道”的性暗示代言某保健品，忽悠得一大批下岗职工养上了蚂蚁，最终血本无归。这“温柔一刀”是黄是暴不好定性，但俗话说：“做人不要太CCTV了”，做男人尤其不可。
　　
　　奥运之年暴雪临门，南部十四省市的9000多万纳税人，正在体验“很冷，很缺电”。跟以往的慰问相似，气色红润、嗓音洪亮的“旅客代表”，把全体旅客都“代表”了，比胡总书记去年在安徽灾区见到的“专业慰安户”还字正腔圆。与以往的慰问不同，这回温总理没落泪，恐怕是欲哭无泪。旅客要的是回家而不是感动，眼泪也感动不了积习难返的大小官僚。
　　
    有人建议将CCTV “春晚”改为赈灾义演，尽管演员们的表演比“慰问托儿”专业，窃以为无此必要。纳税人供养着国库富足、效率低下的政府，认捐尤须谨慎。先不提历年累计缴纳的税金，2007年政府从纳税人钱包里掏走了4.94万亿元人民币（合6770亿美元）的税款，还不包括关税、契税、耕地占用税的巨额收入。目前中央财政累计拨发救灾款4. 3亿元人民币，平均每个灾民4元钱，而灾区一碗方便面就涨到了50元。眼看着官家“说大话，使小钱”，我宁愿直接帮助具体的受灾户，但不会为“春晚”的忽悠掏一毛钱。
　　　　
　　歌舞升平的“春晚”，年复一年以“很好，很强大”为主旋律，早已成为一种毫无想象力的“样板戏”。今年要应景，无非按照“坏事变好事”的传统套路，加几场煽情的“感天动地秀”，没什么技术含量。而那些一年到头在大城市辛苦打工的人，有多少仍困在风雪旅途中？又有多少能回家与亲人团聚？古人怕遭天谴，一遇天灾，朝廷照例会“减膳撤乐”；今欲行善作秀，莫若承袭故智，既弘扬了儒家政治文化，也节约了纳税人的钱。
　　
　　“发展是硬道理”，生存的道理更硬。今年是“大 跃 进”五十周年，谁还记得死于那场大饥 荒的几千万冤魂？今年也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，严格而言只是经济体制的改革开放，政治体制改革仍长期滞后。年年春运重负的背后，是巨大的城乡矛盾和不合理的户籍制度；经济高增长所付出的社会成本，是权力腐败、环境恶化和分配不公；权贵资本受益，苦果却要全体国民品尝。
　　　　
　　失衡的中国正在遭受果报，有远因也有近因，有外因也有内因，天灾人祸要分清。自然灾害难免，对公共管理的问责切不可免。突如其来的雪灾，暴露了各级政府“危机处理”的软肋，能源、交通系统不堪一击，“应急预案”多成“愚案”，数十年来被掩盖的种种积弊，自2008年伊始报应昭彰。躬逢太平盛世，一场自然灾害尚且如此，就别侈谈现代战争了——我支持祖国的和平统一。
　　
　　我们的社会离和谐有多远？我们的国家离崛起有多远？国人等待了二十多年政治体制改革，还有时间改吗？相信每一个人都在思考。忽悠了快26年的CCTV“春晚”，能给长期供养你们的纳税人一个时间表吗？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也许我不该在新年看这部影片，不该让我的屏幕上充满屠杀。

我却不能不看。韩国人等它等了27年，我也等了18年。有人说韩剧很轻松，其实也很严重。韩国联合通讯社引用一个叫吴京燮的逃亡者的证词，说在北方，有人因偷看韩剧而被枪决。韩国导演花了多少年，步步为营，试着描述当年的光州惨案。每个亚细亚的孤儿都有一个创口，黄色的脸庞，有红色的污泥；黑色的眼珠，有白色的恐惧。就像在台湾，人们花了40年，才能公开纪念二二八事件。

先是2001年，一部《爱的色放》，将一个偷情与弃婴的故事，令人突兀地放在1980年光州惨案的背景下，肉体的纠缠，就与时代的恐怖；叫声也与枪声此起彼伏，当时我心中寒意四起，难道先民主起来的韩国人，就这样来投射他们对一场屠杀的记忆吗？

到2006年，韩国电影的光州情结，开始从色情走向纯情。一部《那年夏天》，将一座向着平民开枪的光州，铺陈为一个恋爱与追忆的舞台。在光州事件的图片中，最令我痛得叫唤的，是市民们连夜赶制国旗的场面。他们拿起枪与全斗焕的戒严部队作战，然后把一面面国旗覆盖在死难者身上。电影中，一位教授寻找着1969年的初恋情人；而1980年的光州，何尝不也在寻找一个丢失了的大韩民国的愿景。

 《那年夏天》

到2007年，先后出现两部描写光州民运的电影。《古老的庭院》，一个被判死刑的政治犯的爱情，大学生与政府军街头对峙的场面，令人想起尚可背诵几句的林觉民《与妻书》：

意映卿卿如晤：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！……吾至爱汝！即此爱汝一念，使吾勇于就死也！

 《古老的庭院》

可惜影片水准不够。直到最近的《华丽的休假》，正面重现了“518”惨案前后10天的光州。电影作为一种民族记忆的形式，终于向着昨天鞠躬致敬。1980年初，军人全斗焕在朴正熙遇刺后，与卢泰愚发动政变。金大中、金泳三等人领导民主抗议浪潮，提出宪改方案。除了汉城，全罗道的首府光州成了第二个民主运动中心。政府派出特种部队进驻大学，封锁了光州。

 光州事件：历史图片1

影片开头，各人美丽的人生，细细展开，对未来浑然不觉。而光州的上空，特种部队开始盘旋。一位士兵望着机外，发现并不是去北方，他诧异地对同袍说，“我们去的是南方，因为太阳是从左边出来”。

出租车司机民宇，拉扯大一心想考法学院的弟弟振宇。他爱上了和弟弟同在一间教会的护士新爱。5月18日，民宇拉上弟弟当陪衬，和新爱去看电影。戒严部队冲入影院，开始了街头镇压。休假变成休克；华丽的夏天，成了韩国史上一个盛开的伤口。

影片相当程度上还原了当时的记载。当天部队第一次向聚集在天主教堂外的大学生开枪。片中一个被捉拿的市民叫喊说，“我不是大学生”。20日，20万光州市民走上街头，振宇和他的同学也想去，老师们手拉手拦在校门口，劝他们爱惜生命。这一天军队开火，当场枪杀54人。翌日，30万抗议民众再上街头。振宇对老师说，不要拦我们。老师掏出一管膏药，说我知道拦不住，把这个涂在眼皮下，可以防止催泪瓦斯。这天还有一个新闻史上著名的场景。一位青年站在一辆坦克上挥动国旗，呼喊“光州万岁”，人群一起唱起国歌。而军队当众枪杀了这名青年。

光州事件：历史图片2

几次的街头对峙，影片的处理颇为出彩。尤其是突如其来的屠杀之前，人们以为军队将要撤离。就如当年在布拉格街头，捷克姑娘曾以放浪的飞吻和掀起裙子的动作，向苏联士兵示威。几个前面的光州市民，也以挑逗性的玩笑向特种部队示威，直到叫嚷“你们看他的裤裆都满起来了”。这时国歌奏起，士兵们提枪致敬，所有戏谑的示威者也顿时庄严起来，手按胸口。不料军队却变换队形，开始射击。

 光州事件：历史图片3

振宇死了。他留下一封信，把哥哥给他买吉他的钱，买了新爱最喜欢的十字架项链。他说，虽然希望有一把吉他，但更希望新爱成为他的嫂嫂。新爱的父亲是特种部队的退役校官，他和民宇一道，开始率众抢夺武器，组织民兵。直到27日，全斗焕的几千坦克碾过民众的躯体，进入市中心。镇压了最后一批守在市政厅主楼的抵抗者。电影中，民宇和新爱的父亲都死在了主楼的抵抗战中。

 光州事件：历史图片4

要紧的是，他们到底在做什么？新爱的父亲组织民兵时，宣称“向老百姓开枪的军队，才是真正的叛军”。而裴将军却起身给了他部下一个耳光。部下问，我们怎么辨别叛乱分子和无辜市民。将军说混账，藐视国家军队的，哪里有什么无辜市民。振宇本来也不该死，他已举枪投降。但当一名军官反复说，放下武器，停止叛乱。振宇无法接受这一盖棺定论，他宁愿在乱枪中喊道，“我不是暴徒”。

在光州惨案中，有一千多市民死亡或失踪，同年12月，全斗焕当选总统。新爱的父亲说，面对政府的叛乱，人民将行使最后的抵抗权。他是对的。 1987年汉城奥运会前夕，一百万人走上汉城街头，要求宪改。全斗焕被迫下台，政府接受宪改，结束了军政体制。1993年金泳三当选总统，1997年光州民主运动被“正名”。两位元凶、前总统全斗焕、卢泰愚，以“叛乱罪”被判重刑，后蒙赦免。2006年3月，韩国政府宣布，收回他们二人担任总统期间和卸任后获颁的所有勋章，其余参与光州事件的174位军人和政府官员，也被收回了勋章。

 法庭上的全斗焕、卢泰愚

短短20几年，韩国走过的历程，令人蹉跎不已。一个市民在市政厅主楼，临死前感谢新爱的父亲，说我这样一个社会渣滓，终于成了顶天立地的男人。那年夏天，捍卫亲人的自由与生命，唯在彼时，拿起枪就如走上街，既是尊严，也是职分。那年夏天，是如此浪漫，振宇和新爱在一座死亡之城，知道了什么是爱。那年夏天，人们聚集在教堂，神父们奔赴汉城，奔赴罗马，向全世界传出了第一份对光州的真实报道。那年夏天，光州的娼妓们走上街头，为市民献血；光州的母亲们从此耗尽余生，只为了向人们证明一件事，“政府是暴徒，我儿子不是”。

对这样的电影我不敢奢望，甚至不敢评价。电影算什么呢，它只是一扇窗口。你从中看到的，其实不是电影，是一个亏损的世界。就像梦，有时梦得比你的人生更真实。看见电影的人需要祝福，就像眼睛需要光，耳朵需要声音。我在新年发给友人短信，是这样祝福的：

愿灵魂自由，身体安康；愿大地平安，真理得胜；愿人心温柔，万物复兴。

一群如狼似虎的男人，在饥饿、压迫和雄心的驱使下，从荒野旧道上一座接一座贞节牌坊下穿过，去赚取一个王侯将相、宁有种乎的世界。就这一幅画面，我知道近年来罄竹难书的古装大片，终于有了一次丰收。

号称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“刺马”案，在陈可辛的改编下，成为对一个男人世界的撕心裂肺的破碎。一面是“义结桃园”和“聚义梁山”，一面是裂土封疆，“我来了，我看见，我征服”。谢谢导演，总算没有挂在钢丝上飞来飞去的人了。古战场的残忍，和人这辈子的荒凉，有了中国古装电影中前所未有的灰尘味。

可惜两个版本，土匪投军，阵前叫嚷的也不一样。他们在大陆电影院是这样叫的，“抢钱、抢粮、抢地盘”。但在香港电影院，却是这样叫，“抢钱，抢粮，抢娘们”。地盘是朝廷的，又不是这些卖命者的，自然是要“抢娘们”。土地和姑娘，永远是革命者激情燃烧的梦想。就如1930年的瑞金，苏维埃共和国通过的第一部法律是《婚姻法》，第二部是《土地法》。多少前尘往事，大抵如此。世界的诱惑，从来与苦难相伴同行。后者使人在底层的挣扎，带着一股傲气；但前者，却使两千年来每一对义结金兰的挣扎者，都蒙受了命运最终的羞辱。

“约”的文化，在中国从来都以一种庙堂之外的民间形态存在着，就是男人的“结义”。“关公崇拜”成为江湖的信用卡，因为你不得不拜。这世界若没有一个普遍性的约，你就需要一个团伙，向着世界，用“约”的形式把自己捆绑起来，封闭起来，成为一个自给自主的道德共同体。你用这张卡行走江湖，渴望赚取一个稳妥的世界，直到有一天刷爆了卡。

戏台上唱完了刘关张，又唱起了庞青云弟兄三人的投名状。兄弟决裂之前的赵二虎，在酒楼听戏班传唱他们义薄云天的故事。在我看来，他此刻的泪水，比最终的结局更悲凉，也更透彻。尽管电影改了“刺马”案中的人名，但基本还是同一个故事。当年湘军将领，两江总督马新贻，被他义结金兰的弟兄张汶祥刺杀。70年代，香港大导演张彻的《刺马》，主演也是当年的三位巨星，狄龙、姜大卫和陈观泰。张彻用年轻俊美的狄龙，饰杀兄娶嫂的马新贻；陈可辛也如法炮制，用满面正气的李连杰演马新贻一角（庞青云），实在是神来之笔。和老版相比，三个角色的苦难与挣扎，都显得更丰富。

孔子说，“四海之内皆兄弟”，但有父才有兄。在儒家的视野中，这是一个拟制血亲的理想，换言之唯有血缘的扩大，才能支撑一个人伦的秩序。但对乱世之中落草为寇的赵二虎、姜午阳来说，一旦离开君父的治权，世界就回到了丛林。对他们来说，求生的意思，不但是“抢钱、抢粮、抢娘们”，而且也是重建一个“盗亦有道”的世界。世界既无父，也就无兄。于是唯一的出路，就是投名状。

电影中有一明一暗两个投名状，明的，是起初庞青云要入伙，山贼们说，我们凭什么相信他呢。于是杀人入伙，称为“投名状”。庞、赵、姜率一百零八人，歃血为盟，弃匪从军，跟着野心勃发的庞青云，拿命去拼。第二次是庞青云与二嫂相恋，平洪秀全之乱后，官升江苏巡抚。但朝廷说，老佛爷凭什么相信他呢。于是庞青云杀赵二虎，再纳一次投名状。

两千年来，从庙堂到江湖，原来投名状都是唯一的政治哲学。可陌生人可以杀，为什么兄弟就杀不得呢。就如戏文唱到他们三人的生死之交，说出那句老话，“杀一个够本，杀两个赚一个”，既如此为什么兄弟就杀不得呢。可怜人总是欺哄自己，在世界之上划出一个范围，说里面的是爱，外面的是恨；里面的是忠信，外面的是无义。可怜义薄云天的神话，敌不过自我血气的张扬。就如老版中狄龙杀弟之前，那句赤裸裸的话，“凡挡住我去路的东西，我都要踢开”。后来张彻的弟子吴宇森，在电影里把这句话发挥到淋漓尽致。

后来赵二虎孤身一人进入苏州，就如进入另一个世界。他在庞青云苏州杀降之后，开始与“投名状”式的兄弟之义决裂，他也看破了庞青云为天下穷苦人的豪言壮志，只说，“人无信就是畜生”。他所谓的信，包括对敌人的信。那么当初为投名状而杀人，又算什么呢。在一条无义的赚取全世界的路上，他想回头，回头却没有岸。

姜午阳的信念比二哥更简单，他依旧迷恋在投名状的封闭秩序里，“外人杀我兄弟者，必杀之”，于是他杀了二嫂。“兄弟杀我兄弟者，必杀之”，于是他刺杀了大哥。让我想起一位朋友家里吵架，他弟弟就像姜午阳，说“嫂子是外人，我们两兄弟才是姓张的”。前不久又听一位老将领的后代摆谈，当年清洗AB团，为节约子弹，军中的弟兄们相约喝酒，喝酒壮胆，壮胆就在席间，他父亲将其中一人活活勒死。江山是这么来的，也要这么去。世界是这么赚的，也要这么亏。只是人为什么要白白来这一回呢。

电影一直将太平军的基督信仰作为一个隐约的记号。一个十字架反复被当作保平安的符咒，在几个男女之间挂来挂去。苏州围城九月，快饿死的清军流传说，城里有一位神仙，随便拿一张饼来分，就喂饱了五千人。怎么分都分不完。于是士兵们拼了命想溜进城，而城里的太平军已到了易子而食的地步。

这个情节意味深长。那从贞节牌坊下走过的流民，身怀陈涉之志的首领，那无数来了又去、活了又死的生命，真正的饥饿，什么样的饼可以将他们喂饱；什么样的水，叫人喝了就永不再渴？

假想沙场换成市场，庞青云变成CEO或党委书记，旷野变成钢筋的丛林，投名状的世界依然是今天的世界。苏州太平军守将为保百姓，主动就死于乔装入城的赵二虎之手，二人滚落水池，仿佛一次出死入生的洗礼，暗示着一位弥赛亚的牺牲。宇宙中没有一位父，我们真就不是弟兄。没有一位无辜的兄弟，赔上自己，作为整个世界的投名状；那我的世界就不是你的世界，你的也不是他的。我们都活在自己的投名状里。除了自己，全世界都是我们的投名状。用萨特的话说，他人就是地狱，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说，“如果给我一杯酒，让全世界在我眼前消失”，我会说，让全世界见鬼去吧，但我要有酒喝。

奥委会说，明年，“同一个世界，同一个梦想”。赵二虎却问庞青云，谁的世界，哪一个梦想？

2007：思想在破局，改革要开放

――朱学勤访谈录(上)
 
 
日期：[ 2007年12月30日 ] 版次：[ AA23 ] 版名：[ 时事评论・年终特稿 ]
 
　　编者按

　　时近岁末，媒体依例进行盘点，竞相推出特刊。其实，对即将过去的这一年，每个人都会作出自己的描述和判断。著名学者朱学勤先生便对年来涌动的各种社会思潮逐一予以点评，本报今明两日将以年终特稿的形式奉上这一“思想大餐”，敬请垂注。

　　隧道尽头的一点光亮，思想在破局

　　南方都市报（以下简称南）：2007年社会思潮十分活跃，各种现象、观点、文本纷至沓来，你怎么评价？

　　朱学勤（以下简称朱）：似乎看到隧道尽头的一点光亮，思想在破局？不破局也不行了。广东不是在提倡解放思想吗？改革开放已经30年，当初能进入这个30年，是以思想解放为先导；能否保持改革开放，使之进入第二个30年，去弊化利？关键之一也是思想能否解放。希望此后30年能换个说法，变“改革开放”为“开放改革”，让人们参与改革，开放对改革的各种思考、各种意见、各种争论。2007年开始，有句话值得一提，那就是温家宝总理答记者问时引用艾青的诗句：若问中国的希望，去问开化的大地，问解冻的河流。2007年结束，吴仪副总理公开说她即将退休，退休以后不担任官方、民间任何职务，希望人们彻底忘记她。这大概是我30年来看技术官员这一代较有思想个性的一句话，在健康社会只不过是一句大白话，居然引起民间热议，人们反而忘不了！这种现象说明什么呢？

　　南：关于改革开放的第三次论争延续至今年上半年，此后《读书》主编换人，最近又发生有关电影《色，戒》的争议。有人认为左派日益边缘化，你认为这成立吗？

　　朱：我没这么乐观。从网上看，同情他们的人并不少。关于改革开放的第三次论争是被强行压下去的，人家并不服气。能压一时，不能压一世。1976年结束“文革”，是以“文革”的方式结束“文革”，后患无穷，当初也是压下去的。此后左右两边关于“文革”的辩论并未深度开展，仅停留于政治解决。今日遭遇改革瓶颈，左派终于找到机会抬头，这个教训还不深刻吗？

　　电影《色，戒》，我至今未看。但我更不喜欢的是对艺术作品的“文革”式大批判。“文革”中的大批判是官方组织的，1980年代初的几次倒春寒，也是官方组织的，但这一次官方保持缄默，却由民间来履行这一职能！我们不是说要转变政府职能吗？总有一天，某些官方机构要消亡，但在民间铲除“文革”思维，确非短时间能期望。你我都是从这块土壤上产生的，也许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有“文革”残余？1976年“文革”是被解散的，不是被铲除的。即此而言，我从来不敢乐观估计左派已经边缘化，人家只是在等，等你暴露改革隐患，给他创造发言的机会。

　　至于《读书》主编换人，吵嚷最厉害的时候，我曾打电话询问他们编辑部的一个朋友，是否有行政权力干预的背景？如果有，即使我们不赞成《读书》最近十年的言论主旨，也应该为他们的言论权利辩护，至少持道义同情立场。但对方告诉我，没有，只是按相关规定正常人事变动，何况已经拖了大半年。中国有几千家杂志、报纸，每天都有人下，有人上，只要不发生政治权力干预，无论上下，谁会去惊动舆论？至于说“有阴谋”，无非是几位在京老先生说《读书》转向后越来越看不懂，这就是“阴谋”吗？以此作受迫害状，扮演成烈士，只能贻笑大方。

　　我们回到常识，用了90年

　　南：2007年俞可平发表“民主是个好东西”，用朴素的语言宣告民主价值观。温家宝年初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文章，谈民主与法制不可分离。民间这一头，通过重庆钉子户事件、厦门PX事件等，公民的知情权、表达权和参与权，逐渐得到公认。总之无论庙堂还是江湖，都承认了普世民主的价值。但也有人要用协商民主取代票选民主，用特色民主取代普世民主。您对此如何评价？

　　朱：先从实践层面讲。孙志刚事件一曝光，马上引起国人乃至中央政府重视，然后快速反应，废止了收容遣送制度。山西黑窑事件也因为民意介入，引起山西方面的注意，省长出来向全国人民道歉。尽管这件事没能圆满解决，但比当初成千上万童工得不到关注，已经是大大改善。重庆钉子户事件也是如此，如果没有媒体、民意介入，很可能走向恶性对抗。正因为民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表达，重庆地方政府处理钉子户事件时更审慎，更克制，最后得到一个双赢结果。总之，民众通过自己的顽强表达，改变了政府的一些行为，政府也从民众理性的、负责任的发言，打消一点对民主的顾虑，做出了各方都比较满意的决策，顺应民意。无论是钉子户事件，还是山西黑窑事件，还是厦门PX事件，实践证明，民主不仅对民众有利，也给政府提供了一个及时沟通民意的渠道。所以说民主是个好东西，在实践上有说服力。

　　从理论上讲，五四提倡德先生、赛先生以来，90年了，追求民主一直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共识，梦寐以求。你看1945年延安《解放日报》和重庆《新华日报》社论，那时谈“民主是个好东西，美国的民主，英国的民主，都是好东西”，谈得比今日传媒彻底得多。甚至1980年代初邓小平总结毛泽东晚年之所以犯错误，也曾拿英、美、法比，说那里有民主制度，故而不会发生十年“文革”。但1950年代以后，尤其“文革”当中，一切都发生颠倒。那时讲民主，实际上有恐惧心理，却又找出很多借口，把民主妖魔化、阴谋化，说成是某些国家对中国搞和平演变的阴谋。现在大家终于齐声说了一句大白话：民主是个好东西！难道民主不是个好东西，还是个坏东西吗？这真像幼儿园里的一声叫喊，荒废了90年！

　　南：对普世民主的这种认同，能否称作价值回归？

　　朱：是一种回归。温家宝总理还有更明确的论断，民主、宪政、法制、自由、人权，是全人类的普遍价值，中国不应自外于这些普遍价值。这是一个进步，但从五四到现在，90年过去，我们才回到常识层面，让人高兴不起来。

　　虽然民主是个好东西，但还是有人说，我们不能搞全盘西化，全盘英美化。这根本就是无的放矢。改革开放30年，有谁主张搞“全盘西化”、全盘英美化？我们只是说，现代民主是在英美地区发端，但不能说现代民主就是英美地区的特产，只配当地使用，不适合中华民族。民主一经产生，就具备了普世意义，从英国、美国推行民主以来，全世界2/3的地区都实现了民主，可见其普适程度。但民主在哪个地区以什么形式出现，则肯定因国别而异，因民族而异，这从来不是一个问题。现在有人说，我们没有必要采用英美民主，这话无的放矢，却有一句潜台词，那就是用“中国特殊论”，抵制民主进中国。

　　1980年代之前，抵制普世民主的手法主要是所谓阶级论，今天这种强词夺理的说法已经不值得辩驳。后来又捏造一个“全盘西化论”，混淆是非。现在进入第三阶段，要撇开普世民主，自己另搞一套，所谓“协商民主”。“协商民主”是西方政治学界的新概念，一些学者以此来探讨如何完善已经施行多年的民主制度。而在中国，政治体制改革一直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，民主硬件未成型，照搬西方“协商民主”新概念，有什么实践意义？牛头不对马嘴。这种概念层面的“超前消费”，掩盖着实践层面上的“超后停滞”。

　　中国容易让人想到的“协商”，最典型的是“政协会议”。我曾有一个说法：人大改革要向前走，政协改革要向后看，恢复政协传统。政协从1945年开始，发展到1954年，达到它的高峰状态，它是人大之母，《共同纲领》履行过宪法功能。政协以及民主党派，目前的迫切问题是改革、是回到传统，怎么可能将它们本来就需要改革的现状来吹嘘为“协商民主”之独创，以抵制普世民主？

　　南：有些人提出这样的观点，是不是基于国情有别，因此需要强调民主制度的民族形式？

　　朱：民主制度落地生根，具有民族形式，我不反对。我反对的是用所谓中国特殊论，对民主欲迎又拒。一个基本史实被这些抱持“特殊论”的先生们忘记了：“中国特殊论”不是现在发明的，是国民党蒋介石在大陆发明的，那时用来抵制两个东西，一个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，一个是知识界普遍要求的民主宪政。而共产党人与知识界在理论上反抗蒋介石的独裁，手中利器就是这个民主普世性，而不是民主特殊性。50年过去了，那些抵制民主的“特殊先生”怎么如此没长进，拾国民党之牙慧，一屁股坐到当年蒋介石的立场上去了呢？

　　回到政协传统，这里还可以多说几句。这几年人大的权力有所加强，但它应该再往前走，然后跟政协配合起来，这就需要政协恢复传统。比如说，为什么不能考虑人大有创议权没有否决权，而政协有否决权没有创议权，反过来也可以？这样相互制衡，而不是仅仅在一个机关立法，让一个机关旁听，才能让民主立法落到实处。

　　社会福利诚可贵，制度平台价更高

　　南：今年秋天，吉登斯访问广州，他主张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之外的“第三条道路”，这对国内情况有没有现实意义？

　　朱：我思想上不以吉登斯为然。我注意到的是，他这次来中国自己解释“第三条道路”，与此前国内对他的二手介绍完全不一样。他的“第三条道路”，并不是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插入，而是在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插入，向右移一步，这一步之差非同小可，可见吉登斯作为西方左翼知识分子，在那个社会还没有丧失起码的现实感，这一点要比我们这里的左翼知识分子强。

　　但吉登斯的理论毕竟是在西方环境中产生的，对中国意义不大。他兼具的自由主义我们谈得不少，现在该把重点放到他兼具的社会民主主义上来。

　　我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态度是，第一不反对，第二有保留。

　　1959年第二国际召开过哥德堡会议，检讨各国社会民主党为何不能赢得选民支持。在这次会议上，删掉了暴力革命与计划经济国有化的要求，第二国际发生历史性大转折。20年后，我们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放弃阶级斗争，转向经济建设，而经济建设在实践中也趋向市场经济，放弃计划经济。这与哥德堡会议不谋而合，可谓形势比人强。哥德堡会议打开了各国社会民主党竞选胜利的空间；十一届三中全会打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空间，它们殊途同归。在这层意思上说，社会民主主义对中国具有积极意义，至少可强化我们这里的这场历史性转折，使之更不容易倒退？

　　我不反对的第二个理由是：从第一国际到第二国际哥德堡会议，人类政治文明的进程在这一翼也有体现，若与第三国际比，那更是不可同日而语。中国共产党进入21世纪，处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过程之中，“政治文明”这四个字终于写进十六大政治报告，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文明有助于消解戾气，成为化解社会对抗的助力，至少值得中国人借鉴？

　　我的保留也是两项。

　　千万不能忘记，西方是先有古典自由主义，奠定民主宪政的制度平台，后有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政策调整，这既是历史发生过程，也是政治制度与政策调整的结构逻辑。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，长达100年时间里，社会民主党是不承认这个制度平台的，主张暴力革命，多次发动对宪政体制的颠覆和冲击。经长期失败，他们才有1959年大转向，回头承认这个制度平台，回到这个制度平台上跳舞。它和制度平台的关系，是先后关系、上下关系。社会民主党带进西方政治生活的是政策调节，不是基本制度，制度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宪政民主阶段构筑的。

　　第二个保留我想提一提俾斯麦及其王朝社会福利。在欧洲，最早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，是铁血宰相俾斯麦。英国是后来学他的，然后把它移植到一个宪政民主制度平台上，所以能纠正一些原始积累时期产生的劳资矛盾、社会冲突，却不会因此而把整个民族引向一个邪恶方向。俾斯麦的王朝社会主义，实际上奠定了希特勒后来搞国家社会主义的前身。德国工人对威廉一世和俾斯麦感恩戴德，一旦发生战争，由衷地喊出为保卫祖国而战，上战场与别国的工人兄弟厮杀，这就是列宁所痛恨的“第二国际破产”。但他并没有看出德国工人之所以背叛国际主义，是因为国际主义敌不过王朝社会主义的吸引力。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，德国出现过短暂的魏玛宪政，希特勒一方面用独裁制来结束魏玛宪政，另一方面，扩大俾斯麦时期的王朝社会主义。30年代德国工人享受的福利又超过俾斯麦时期，这才能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希特勒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兵源。

　　南：社会动员力强大。

　　朱：岂止强大，一时间无人能敌，祸害全人类！现在我们提倡社会福利，千万不能忘记，它需要一个制度平台，否则它就可能跟我们历史上的父权政治结合，走向一种谁都不愿意看到的方向。

2007:思想在破局,改革要开放
――朱学勤访谈录(下)
 
日期：[ 2007年12月31日 ] 版次：[ AA23 ] 版名：[ 个论 ]
 
　　民粹主义可能中断市场经济的发展

　　南：茅于轼《为富人说话，为穷人办事》也是今年的重磅话题，其文本较粗糙，但其冲击力，其反响及这种反响折射的民粹主义心理，却是不可以忽视的。

　　朱：茅于轼那个表达可能粗糙一点，但从茅于轼一生的实践来看，他绝不是攻击他的人丑化的那样。茅于轼的本意是，应该为富人合法致富辩护，但不必为他们办事了，他们办事能力够强了。而穷人要脱贫，最缺的就是具体脱贫的办法、渠道、资金，而不是高调叫喊，所以他说，要为穷人办具体实事，我觉得无大错，他自己办保姆学校，办小额贷款，言行一致。这样的老人应该引起社会敬意，而不是敌意。

　　南：民粹主义到底是什么概念？

　　朱：民粹主义在俄国19世纪中叶出现，它的第一层是社会发展理论，可以依赖前资本主义温情脉脉的封建关系，领主和农民之间的相互扶助，共同体的集体感情等等，跳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，直接跨入社会主义，即跨越式发展，但现在证明没有哪个国家能这样跨越。

　　第二层带有伦理学意味。它认为资本主义破坏人的感情，破坏原始道德，纠正这种道德恶果的力量只能来自于田间地头，来自未受资本主义污染的底层民众。第三层是它的引申，民粹主义一般都会带出反智主义，带出对知识分子的仇视。早在19世纪70年代，俄国民粹主义就喊出了一个口号：脱下学生装，穿上粗布衣。这个理论是从法国革命卢梭“高贵的野蛮”而来，到中国又被表述为毛泽东的“高贵者最愚蠢，卑贱者最聪明”。法、中、俄三国民粹主义激进传统，一脉相承。现代法兰克福学派的反异化批市场经济理论，还有这个东西的影子。中国一部分文学型知识分子，理性思维不健全，既憎恶“文革”迫害，又沉溺所谓都市生活之“乡愁”，不知不觉又从法兰克福学派那里接回来这个影子。

　　南：民粹主义在中国处于什么状态？有什么现实危险？

　　朱：中国的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特别深厚，进入资本主义又是被迫的，心不甘情不愿。民粹主义经常会在市场关系发育到某一个节骨眼上，比如在贫富分化、劳资紧张时跳出来。市场经济度过这个瓶颈以后，回过头来会反馈整个社会，但你要在这个瓶颈挑起民粹主义，确实是非常危险的事情，它有可能中断市场经济的发展，至少是干扰它的正常进程。

　　需要强调的是，今天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是自发演变的，它是被铲除一次之后，在铲除者行政放权的过程中，几乎是人为再发生一次。行政权力是看得见的“脚”，市场经济是看不见的“手”，胳膊拧不过大腿。没有那只看得见的“脚”放权，脚下那只手发育不起来，在这个意义上说，“脚”是“手”之母，却是一个后母，时常要敲诈市场，虐待市场。此外还有第二点：1992年以后外资大规模进入中国，给他们的条件如此优厚，几乎是零门槛，在中国出现了所谓低人权优势，这是当初的政治需要，是特殊政治背景下的政治决策。这两点加起来，形成吴敬琏讲的“权贵资本主义”，或杨小凯讲的“坏市场经济”。所以我始终认为今天改革发生的社会不公、贫富分化，主要不是市场经济带来的，而是行政权力在特殊时期的特殊行为造成的。但是左派喊声一出来，有意无意混淆是非，让市场经济当政治体制之替罪羊，本来应该是催促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，却变为反市场经济的问题，如此“手”“脚”颠倒，鱼目混珠，还很有舆论“市场”！

　　南：贫富对立，劳资紧张，这种情况下要警惕哪些问题？

　　朱：应该如实告诉民众，这一轮贫富分化、劳资矛盾，市场经济应该承担多少责任、政治体制应该承担多少责任、资本家应该承担多少责任、政府官员应该承担多少责任―――这是第一步。这么做的必要性在哪里？别拿刚刚发育起来的市场经济做政治体制的替罪羊，看错病吃错药。第二步，反过来，用这个东西推进政治体制改革。如果不是这样，而是宣传仇富，只炮打民营企业家，甚至攻击茅于轼这样的知识分子，那就是转移视线，引导中国看错病吃错药。

　　自由如吃饭穿衣，从日常生活中自然生长出来

　　南：文化保守主义也是思想界的一个重要现象，一些中青年学者近年来出现了一种倾向，越来越回到传统，越来越温和甚至保守。

　　朱：一个健全的自由主义者，在逻辑上讲，他在政治上是民主主义、在经济上是市场经济，在文化上是保守文化。因为自由主义的精髓，就是捍卫每个人自己选择、自作主张的权利，他当然拒绝对个人的改造。对个人尚且如此，对整个社会，更是反对大规模的改造、大规模的颠覆，自由主义是不赞成革命的，自然在文化上强调保守传统，而不是颠覆传统。

　　自由从哪里来？是从文明传统里长出来的，而不是从少数人脑子里突然蹦出来，然后向千百万人硬灌输进去的。她和我们文明传统的自然演化息息相关，基于这样一个立场，所以她坚决反对与传统的所有制彻底决裂、与传统的观念彻底决裂。你反对与传统的观念彻底决裂，你维护人类的文明遗产、文化遗产，在文化上天然就趋向保守主义。

　　中国的困难在什么地方呢？第一代自由主义者起来时，像胡适等，他们看到的是西方政治制度和西方文化之间的特殊关系，而没有看到西方制度的普遍性，普遍性不仅仅表现在与那个产生它的地区特殊文化的联系，还表现在与人类日常生活经验的联系。他只看到文化联系（实际上是知识分子能操弄的观念联系），误认为西方制度是西方文化的产物，这是个错误的观点。布莱尔在美国国会讲演中曾明确讲，民主不是文化的产物，更不是某个特殊地区的文化的产物，它是人类普遍经验的一个升华，所以有普遍性。胡适带着误解回国，加上辛亥革命后民主进程的坎坷，产生了局部倒退，就认为在中国必须移植西方文化，才能移植西方制度，提出文化决定论，否定中国文化传统、社会传统，鲁迅也才会主张改造国民性。我一直认为胡适思想有结构性内在冲突，他在政治上是反对革命，希望用渐进方式推进民主；在文化上却是个激进主义者，这不仅是胡适，也是五四那一代人内含的一个结构性矛盾。

　　现在自由主义重新出现，要逐渐恢复刚刚讲的它的三个组成部分：政治上主张现代民主，经济上主张市场经济，文化上倾向保守。这时有批中青年的自由主义者提出，我们要从自己传统中发掘能够打通自由民主的“资源”，这是好事。无论是到基督教里寻找，到儒家学说中寻找，到道家学说中寻找，我都乐观其成。但我也有保留。所谓“资源说”，一比喻耳！本来是人文学科词汇不够，向自然科学借用一词，是个比喻，而且是蹩脚的比喻，现在倒好像把“资源说”从“能指”变为“所指”，要落实为开矿寻矿那样的实证过程了。不断听人文学者说“资源、资源，我们要寻找资源”，我总觉得有点滑稽。比喻就是比喻，怎么真搞得像工程师找矿、开矿那样寻寻觅觅呢？在人文学科唯一能开的“矿”那就是少数知识分子能注能疏的经典古籍了！这不又回到五四那代人的文化决定论上面去了吗？只是当时反对读经典古籍，才能实现自由民主，今日非要找到某一堆古籍，找到这些古籍的“背书”，自由民主的这些观念货币才能合法流通？用恢复文化保守主义的形式重蹈胡适当年的文化决定论，好像一个制度必须在文化联系（实际上是观念联系）寻找到它的合法性，这个制度才能安排妥当？

　　自由也好、民主也好、人权也好，作为制度来讲，实际上更多的是与人们日常权利、日常经验、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的，未必一定要到孔子、道家、基督教那里寻找一个跟现代自由主义观念联系。只要是一个正常的人，不必知道儒家怎么说，不必知道道家怎么说，不必知道圣经怎么说，只要在生活中知道自己的权利，知道用法律保护自己，那么尽管你不知道古书说的道理，你照样能够实现自由。自由观念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、千百万人的文明演化联系在一起的，而不是与某种特殊语言写成的古籍“背书”联系在一起。

　　南：知识精英皈依基督教现在也很流行，甚至有人断言，不以基督教信仰为基础，中国的民主就没有前途。你怎么看？

　　朱：自由主义不是包打天下的万用药，更多是解决国家的公共制度怎么安顿，至于每一个个体，他的灵魂怎么安放，星期六早上他要上哪个教堂，自由主义管不着，也不应该管。但把基督教和自由主义挂上钩，认为只有通过基督教才能为自由主义解决合法性，这在实践上不可能，你总不能等待50%以上的人都入教，这个民族才能实现民主吧。在非基督教国家或地区，民主照样能实现，比如台湾更多的是信佛教，而不是信基督教，你怎么解释？

　　南：自由主义产生的源头，和基督教有关吗？

　　朱：自由主义的产生带有特殊性，它产生在英国、美国，而不是柬埔寨、毛里塔利亚，当然和英美当时的社会习俗、文化土壤有联系，但这不意味着只有那样的文化、只有那样的社会习俗，才能产生自由主义。凡是人性正常发展、民众权利得到法治保护，或是文明进步能常态扩展的地方，就会有自由主义。它在哪些地方初次发生，有特殊性，但一经发生，就必然具有横向传播并激活另一些地区的自由因子，放之四海而皆准，这就是普遍性。这就如玉米、棉花等农作物，发生在美洲，后传进中国，现在还有谁因为这些植物是从美洲传进，就拒绝吃饭穿衣？（全文完）
 
　　来源：2007年12月30、31日《南方都市报》